不到一年时间,李某雷利用14家没有实际经营业务的空壳公司,累计协助转移资金29亿余元。
这起洗钱案件的侦查,始于金融机构发现的一条企业账户异常交易线索。
11月11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发布5件依法惩治洗钱犯罪典型案例,涉及金融情报运用、单独起诉洗钱犯罪、单位洗钱犯罪、地下钱庄及利用空壳公司洗钱等多个领域。
从银行账户、保险理财、证券投资,到商业保理和企业支付结算,这些案例揭示了犯罪资金如何进入金融和商业活动,也为金融机构识别复杂洗钱风险提供了参考。
01 犯罪资金如何进入金融体系
在李某雷洗钱案中,14家空壳公司的背后,是一起以购买化妆品可获得高额返利为名实施的集资诈骗案件。
2022年12月至2023年8月,李某雷利用这些公司账户为王某帅转移集资诈骗所得,非法获利2400余万元。
2023年8月,河南省平顶山市公安局湛河分局接到金融机构移送的异常交易线索。随着调查深入,办案机关发现,相关资金活动与深圳公安机关正在侦办的一起集资诈骗案件有关。
经过河南、广东两地公安机关协作,相关犯罪事实得到进一步查明,办案机关依法冻结李某雷涉案资金2800余万元。
2024年9月,李某雷因犯洗钱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六个月,并处罚金380万元。
企业账户可以被用作犯罪资金转移的通道,个人账户及金融产品也可能成为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的载体。
在王某芳洗钱案中,王某芳将个人银行账户提供给前夫徐某明等人使用,累计接收非法集资款7000余万元,其中600万元被用于购买保险理财产品。办案机关借助与人民银行建立的资金协查机制固定资金转移证据,并依法冻结保单现金价值260余万元。
巩某一为某国有银行副行长张某代持受贿所得股权,相关股权后续转让变现1184万元。该案还涉及挪用公款所得进入证券市场,相关证券账户累计投入资金1.65亿元,获利3256万余元。
巩某一最终因犯洗钱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六个月,并处罚金20万元。
相比利用空壳公司转移资金,将犯罪所得混入实际经营活动,资金性质的识别更加复杂。
上海A金融公司累计非法募集资金19亿余元,造成4100万余元无法兑付。其实际控制人宋某郊还设立了一家开展商业保理业务的公司,该公司未参与A金融公司的非法集资活动。
2021年3月至6月,630余万元非法集资资金被划转至这家保理公司,与合法经营资金混同,并用于开展保理业务。经司法审计,上述资金未再回流至A金融公司。
在胡某宇等6人集资诈骗、洗钱案中,胡某宇、黄某通过虚构商业交易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累计转移资金772万余元。
五件案件中的资金活动各有不同,有的借助企业账户,有的涉及金融产品,还有的发生在具备真实业务的经营主体之间。
工商登记、交易合同和金融产品记录都可以为资金活动提供表面上的商业解释。只有进一步查明资金来源、交易背景、实际控制关系及最终去向,才能逐步还原交易的真实面貌。
02 洗钱犯罪如何认定?
对于司法机关而言,查清资金流向,还需要解决资金转移行为的法律定性问题。
在巩某一洗钱案中,检察机关经审查认定,张某涉嫌的受贿、挪用公款犯罪事实确实存在。尽管当时张某尚未被起诉,检察机关仍于2023年7月先行以洗钱罪对巩某一提起公诉。
2024年8月20日起施行的两高《关于办理洗钱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明确,认定洗钱罪以上游犯罪事实成立为前提。上游犯罪尚未依法裁判,但有证据证明相关犯罪事实确实存在的,可以依法认定洗钱犯罪。
这使司法机关能够在查明犯罪事实、满足相应证明要求的基础上,对洗钱犯罪独立开展追诉。
另一个重要问题是自洗钱与上游犯罪的区分。
2021年3月1日施行的《刑法修正案(十一)》将自洗钱纳入洗钱罪规制范围。上游犯罪行为人为掩饰、隐瞒自身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来源和性质,实施符合洗钱罪构成要件的行为,可以依法承担独立的洗钱犯罪刑事责任。
以非法集资案件为例,使用非法集资款兑付投资人本息、支付员工工资等,以维持非法集资经营活动,一般属于上游犯罪的组成部分。
而将犯罪所得剥离出原有非法集资经营活动,通过与合法经营资金混同等方式实施具有独立掩饰、隐瞒性质的行为,则可能同时构成洗钱罪。
上海A金融公司案中,法院以集资诈骗罪、洗钱罪对A金融公司判处罚金200万元,对宋某郊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九年,并处罚金90万元。
上海A金融公司案和胡某宇案,还涉及单位犯罪与自然人犯罪的区分。
上海A金融公司的相关犯罪行为以单位名义实施,体现单位意志,利益归属于单位,因此依法追究单位及相关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
胡某宇等人成立的音乐制作公司,成立后主要从事集资诈骗活动。按照有关司法解释,公司设立后以犯罪为主要活动的,不以单位犯罪论处,因此由实施犯罪的自然人承担相应刑事责任。
对于利用公司实施的洗钱活动,单位意志、行为实施方式及利益归属等因素,是认定单位犯罪的重要依据。
非法经营罪与洗钱罪的界限,则在李某雷案中得到体现。
该案最初以涉嫌非法经营罪立案侦查,移送起诉时采用的也是这一罪名。检察机关结合李某雷与上游犯罪人员的关系、长期资金往来以及空壳公司的账户活动等证据,认定其应当知道涉案资金系集资诈骗犯罪所得,最终以洗钱罪提起公诉。
违反国家规定非法从事资金支付结算业务,符合相应犯罪构成及情节要求的,可以构成非法经营罪。
行为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资金属于刑法第一百九十一条规定的七类上游犯罪所得及其收益,并实施掩饰、隐瞒其来源和性质的行为,则可能构成洗钱罪。同一行为同时构成洗钱罪与非法经营罪的,按照现行司法解释,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胡某宇案在查明自洗钱犯罪事实后,办案机关还沿着资金线索发现了涉嫌非法资金支付结算的犯罪团伙,并进一步发现其他非法集资案件涉及的洗钱犯罪线索。
沿着资金通道开展调查,办案机关得以从一起集资诈骗案件中发现其他犯罪线索。
03 从异常交易到犯罪线索
王某芳案的犯罪线索,来自人民银行北京市分行对相关账户异常资金活动的分析研判。李某雷案则由金融机构移送的企业账户异常交易线索引发。
两起案件体现了金融情报在洗钱犯罪发现、资金溯源及涉案财产追缴中的作用。
2025年1月1日,新修订的《反洗钱法》正式施行。今年1月,《金融机构客户尽职调查和客户身份资料及交易记录保存管理办法》《金融机构客户受益所有人识别管理办法》也先后施行。
金融机构对客户的了解,需要贯穿业务关系存续期间。
企业在开户时提供的经营信息,可以作为初始风险判断的重要依据。随着业务开展,企业的实际经营规模、控制关系和交易活动可能发生变化,金融机构需要持续关注这些变化,并据此重新评估客户风险。
按照新修订的《反洗钱法》第三十条,发现客户交易与已掌握的身份信息、风险状况等不符时,金融机构应当进一步核实有关情况。
以企业账户为例,资金活动是否与实际经营规模相匹配、交易背景是否具有合理性、客户申报的经营情况与实际业务是否一致,都是开展风险研判时值得关注的方面。
受益所有人识别则有助于金融机构进一步了解企业背后的所有权和控制关系。现行规定要求金融机构依法开展识别核实工作,查询受益所有人备案信息不能替代必要的风险判断。
今年施行的客户尽职调查管理办法还对未达到新规要求的存量客户设置了整改期限。其中,较高风险以上存量客户应在办法施行后半年内完成尽职调查,全部相关存量客户应在两年内完成。
目前,前一阶段期限已经届满。金融机构仍需结合存量客户整改工作,以及业务关系存续期间的持续尽职调查,不断完善客户风险信息。
当资金活动涉及多个账户、不同经营主体和多类金融产品时,单笔交易监测所能提供的信息相对有限。金融机构可以在依法获取信息的范围内,将客户背景、控制关系及账户资金活动结合起来开展关联分析。
对于存在较高洗钱风险的客户和交易,金融机构应当根据风险状况采取强化尽职调查措施,并在必要时依法采取相应的风险管理措施。符合可疑交易报告条件的,应当依法提交报告。
可疑交易报告的质量,关系到后续金融情报分析的效率。除交易本身的异常特征外,客户背景、相关交易之间的联系及风险研判依据,同样具有重要的分析价值。
交易记录保存也直接关系到资金溯源。
今年施行的客户尽职调查管理办法明确,客户身份资料和交易记录的最低保存期限均为10年,分别自业务关系或者一次性金融服务结束、交易结束后计算。如果最低保存期限届满时,相关可疑交易的反洗钱调查仍未结束,金融机构应将有关资料保存至调查结束。
保存的资料应当能够支持交易的重现和追溯,并在依法获得授权后提供给监管部门和执法机关。
金融机构承担风险识别、尽职调查、可疑交易报告及相关资料保存等义务,司法机关则依法查明犯罪事实、认定刑事责任。
此次公布的典型案例中,多起案件的资金活动跨越不同账户、不同地区,甚至持续数年。金融机构日常积累的客户信息、交易记录与风险分析,经过依法共享、研判和调查,可以成为串联分散线索、还原犯罪资金活动的重要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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