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没有直接过境，不代表风险没有跨境；流水看不见终点，通道往往已经搭好。”
文丨反洗钱网 · AMLCN.COM
河南郑州这起7000余万元跨境“对敲”换汇案，把一类平时不容易被完整看见的地下资金通道摆到了台前。
相关人员自2018年起通过微信联络、中介介绍等方式，在境内收取人民币后转入指定账户，再安排人员在菲律宾境内收取相应比索现金并存入客户指定账户，完成“人民币境内收、外币境外付”的资金兑付。
2025年5月7日，法院以非法经营罪判处6名被告人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至一年六个月不等，并处罚金，其中4人适用缓刑。
这起案件还被评价为河南全省首起涉外“对敲型”特大资金跨境非法兑付案。
这起案件真正刺眼的地方，不只是金额，也不只是判决结果，而是它把一种“看不见过境”的跨境资金流动方式摊开了。
钱没有以公众熟悉的国际汇款形式直接越过国界，银行流水里也未必能看到一条完整清晰的跨境划拨路径，但跨境资金需求已经被兑现。人民币和外币分散在境内外两端流动，表面上像两组彼此分离的本地交易，实质上却完成了跨境兑付。
最高检、国家外汇局2023年联合发布惩治涉外汇违法犯罪典型案例时，已经把“跨境对敲型非法买卖外汇”列为典型类型，并明确指出，这类地下钱庄非法买卖外汇更多采取跨境“对敲”模式，境内划转人民币、境外划转外汇，境内外资金独立循环，有意逃避监管视线。
看不见“过境”的7000余万元
“对敲”最具迷惑性的地方，在于本外币通常不发生物理上的跨境流转。
按照最高检、国家外汇局的表述，这类模式表面上是境内外资金单向循环，实质上完成的是变相买卖外汇。
换成更直白的话，一笔原本应当进入正规金融体系审视的跨境资金需求，被拆成了两个本地动作，一端在境内交割人民币，另一端在境外交割外币，中间再靠聊天指令、账户调度、人工交割或者后续轧差，把整笔需求重新拼接起来。
这意味着，金融体系看到的往往只是碎片。账户层面看到的是本地收款、本地转账、资金归集和分拆，通讯层面看到的才是汇率、金额、时间和指令，人员层面看到的则是揽客、调度、交割、转存。
每一块单独看，都未必像一笔典型的高风险跨境交易，拼在一起，才会显露出完整的地下兑付链条。郑州这起案件中，检察机关面对的正是这样的局面。复杂的资金流水、交织的中外账户、隐蔽的“对敲”术语，再加上3名菲律宾籍犯罪嫌疑人，使案件一开始就带有很强的隐蔽性。
从公开案情看，这个网络已经具备较强的组织化程度。案涉6人中有3人为菲律宾籍，相关人员之间分工相对明确，有人负责整体策划和资金调度，有人负责境外比索现金的收取和转存，也有人负责联系客户、协助实施非法兑付。
7000余万元的规模，也说明这不是几笔熟人之间的零散换汇，而是一条已经能持续承接需求、归集资金、传递指令并完成交付的地下通道。
“对敲”不是简单换汇，而是一条通道
讨论“对敲”时，先要把边界守住。
郑州案公开定性是非法经营罪，这个边界必须清楚。2019年“两高”司法解释明确，非法买卖外汇型非法经营案件中，非法经营数额500万元以上属于“情节严重”，2500万元以上属于“情节特别严重”。
郑州案涉案金额达到7000余万元，从刑事评价上看，首先是一宗高金额、组织化的非法买卖外汇案件。
但这并不妨碍它进入反洗钱视野。原因不在罪名，而在通道属性。
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洗钱法》明确，立法目的在于预防和遏制洗钱以及相关犯罪；同时规定，利用金融机构、特定非金融机构实施或者通过非法渠道实施洗钱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落到实务中，只要一条网络已经具备“收、转、配、付、轧差”的能力，能够帮助高风险资金实现转移、分散、隐匿和跨境兑付，它就已经不是一个普通换汇点，而是一条反洗钱工作必须重点识别的高风险通道。
最高检、国家外汇局联合发布的典型案例，已经把这层逻辑说得很明白。
官方不仅把跨境对敲型非法买卖外汇列为典型类型，还特别强调，这类案件在办理中要以查清境内资金流向为重点，紧盯关联账户，全面审查银行流水、通讯记录等客观证据，在关联比对分析基础上还原非法买卖外汇行为模式。
官方同时指出，当前外汇违法犯罪呈现出资金跨境转移更加隐蔽、交易更加快速庞杂、社交媒体化招揽更加明显等特点。
对反洗钱治理来说，这类案件早已不是简单的外汇违法样本，而是非法跨境金融活动的重要载体。
工具在变，底层逻辑没变
郑州7000余万元案不是孤例。
近两年公开披露的典型案例显示，“对敲”正在和虚拟货币、跑分平台、地下钱庄、跨境物流等场景交织。
最高检、国家外汇局2023年发布的典型案例中，赵某等人非法经营案就展示了一种更复杂的变体。团伙一端在阿联酋迪拜收进迪拉姆现金，另一端把相应人民币转入对方指定的国内账户，之后再用迪拉姆购入与美元锚定的USDT，并由国内团伙即时非法卖出，重新取得人民币，形成“外币—稳定币—人民币”的循环融通。经查，该团伙兑换金额达4385万余元。
这个案例说明，“对敲”已经不只靠传统地下钱庄和现金。稳定币正在被越来越多地当成中间桥梁使用。
上海浦东新区法院2025年披露的一起案件中，相关人员通过操作国内空壳公司账户，为不特定客户海外账户提供稳定币，进而实现跨境转账并获取收益，三年间参与非法买卖外汇金额高达65亿元。
报道提到，这类“换汇公司”长期以“代收代付”的名义，通过跨境“对敲”的方式，为境内外有外币与人民币兑换需求的客户提供非法汇兑服务。
礼品卡也开始被嵌入这套结构。
2024年上海警方侦破全国首例利用国际通用礼品卡为本外币兑换媒介、非法从事资金汇兑的案件。相关团伙通过社交软件招揽大量换汇客户，利用本外币跨境“对敲”的方式进行非法资金汇兑，并把国际通用礼品卡作为平衡境内外资金池的媒介，涉案非法汇兑资金20余亿元。
这里真正值得警惕的，不是礼品卡本身，而是地下通道在不断寻找新的“平账工具”。
从现金到USDT，再到礼品卡，载体越来越新，表面越来越花哨，但底层逻辑并没有变。
无论是传统地下钱庄式对敲，还是稳定币桥接、礼品卡平衡资金池，本质上都在做同一件事，把一笔跨境资金需求拆散到境内外两端，再在监管视线之外拼回去。
工具在升级，通道逻辑却高度稳定。
真正要识别的，不是最后一笔钱，而是那条已经搭好的路
“对敲”案件最棘手的地方，在于它往往没有一笔直白完整的跨境汇款可供追踪。
郑州案的办案报道显示，检察机关在侦查和审查起诉阶段，重点围绕转账记录、通讯记录、微信聊天记录、电子设备全盘镜像等证据展开，并将每一笔转账与聊天内容逐一对应，绘制可视化资金流向图，最终还原出“客户资金转入—转账至指定账户—境外收取比索”的完整轨迹。
对反洗钱识别来说，这种办案方式本身就很有启发性。很多时候，问题不是异常点不存在，而是异常点分散在账户、聊天、时间和角色之中，没有被拼成一张完整的网络图。
最高检、国家外汇局在典型案例中反复强调“以查清境内资金流向为重点”，本质上也是在提示一种识别思路，不要只盯单笔金额，不要只看有没有直接跨境划拨，更要盯账户控制关系、时间同步、金额匹配、角色分工和通讯指令。
只要这些碎片能够拼出“需求端—归集端—调度端—交割端”的统一结构，风险性质就已经发生变化。此时需要识别的，就不再是一笔交易，而是一条网络。
从更大的治理背景看，这类通道型风险仍在高位。
最高检工作报告披露，2025年检察机关起诉利用虚拟货币、地下钱庄等实施洗钱犯罪3259人。这个数字说明，非法跨境资金通道并没有消失，只是在不断更新外壳。
地下钱庄、稳定币、礼品卡、跑分平台、贸易外衣，形式各不相同，底层都在寻找同一条路，绕开正规金融体系，切断可追踪性，压低识别成本。
郑州这起7000余万元“对敲”换汇案留下的，不只是一个判决结果，更是一张足够清晰的风险示意图。人民币在境内归集，外币在境外交付，资金不直接跨境，通道却已经搭好。
对反洗钱治理来说，更重要的不是等最后一笔异常交易跑完整条链路，而是更早认出那条已经具备组织、调度和兑付能力的地下通道。
钱没有直接飞越国界，不等于风险没有跨境；银行流水上没有一笔完整的国际汇款，也不等于灰色资金通道没有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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